送别冯其庸先生

    去年2月5日上午，我去八宝山参加冯其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。

　　当我走到他的遗体前，看到他冰冷、瘦削的面容，禁不住泪如泉涌，失声痛哭。我承认我是性情中人，容易动感情。但回想这些年来，我向亲友遗体告别，痛哭流涕，也仅一次，即向我的大哥，参加新四军盐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离休老干部王萌（1921-2012）遗体告别。其庸先生认识我大哥，他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一起去大丰县白驹镇考察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故里遗迹。我大哥八十大寿时，其庸用红纸写了很大的寿字，上书“王萌大兄八十华诞”，下书“宽堂冯其庸敬贺”，并盖名章、闲章各一方。我大哥很珍视与其庸先生的友情，将这幅字影印在他的集子《艺文枝叶》中。

　　事实上，几十年来，我一直视其庸先生如兄长，倍加敬重。他首先是我的学长。他毕业于江南名校“无锡国学专门学院”（简称无锡国专），是继清华大学研究院后，最著名的培养经学、史学研究人才的名校。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时的业师周谷城教授、周予同教授都曾在该校执教，唐兰、马茂元、汤志钧等著名古文字学家、唐诗专家、中国近代史专家，都出自该校。其庸先生年长我十五岁，论学术渊源，实在是师出同门，是我的老学长。

 

冯其庸先生

 

    我在上海有位情同手足的患难之交杨廷福教授，他是隋唐史、玄奘、中国法制史专家，也曾在无锡国专就读，后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，于1984年辞世。1977年春，廷福学长被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，参加季羡林先生主持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注释工作。1979年春节期间，我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从事明史研究。他很快来看我，并带我去拜访他的好友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冯其庸教授。其庸热情接待我，并关照其夫人夏大姐请我俩吃饭。那时，我一人在京，其庸说，欢迎你常来，而且在吃饭时间来，虽是便饭，但必有好菜好酒，我们边饮边聊。我后来去过多次。

 

 

　　其庸是《红楼梦学刊》主编。我写了一篇《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》，从邮局寄去。他收到后，很快就给我来信，说：“连夜快读，有些论点，为前人未曾道。我已签上佳评，转送其他编委。”此文很快发表了。1979年春，我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，遍查史籍，写了一篇《万岁考》的杂文。我将文章请本单位的两位领导审阅，他们看后，都劝我“文章太尖锐，冒的风险很大，不要拿出去发表。”我将此文寄给其庸先生看，他很快给我来信，说：“大稿已拜读，痛快淋漓，可浮一大白。按理就这样发亦无不可。”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。后来，我将此文交给社科院内刊《未定稿》主编李凌、责编王小强，他俩看后，刊在最新一期《未定稿》上。发表后，各省社联刊物纷纷转载，后来《历史研究》主编丁伟志刊登此文，被香港《大公报》转载，影响越来越大。

　　其庸先生虽也到外地考察，包括到新疆实地探看玄奘去印度取经之路，但大部分时间，毕竟是在书斋的冷板凳上度过的。1989年春天，刘海粟来京期间，特地去看望其庸先生，当场挥笔画了一幅巨松送给他。其庸在画上当即题诗一首：“百岁海老自由身，绘就巨松气连云。亿万同胞齐奋起，不信神州会陆沉！”（按：记忆所及，也许个别字有出入。）刘海粟读后，连连称赞，说：“此画我不再送人，自家珍藏。”此画现藏于刘海粟纪念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