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3日凌晨1时许,天安门第七版、第八版毛主席画像的著名领袖像画家,原北京市美术公司画师王国栋在北京第六医院去世,享年88岁。他绘制的毛主席像1964年5月1日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,他1967年绘制的毛主席正面像版本一直沿用至今。王国栋1978年至1981年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,也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称号,1992年起获得国务院津贴。
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著名领袖像画家王国栋 邢秋成/摄
王国栋老师的学生邢秋成今日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时说,2012年老师骑自行车出去买点心时不慎跌倒骨折,从此以后一直住在医院,但是精神状态还不错,自己工作之余时常去看老师,还会拿着自己的作品请老师指导。今年春节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逐渐失去了意识,直到今晨去世。
华商报:你的印象里,老师是什么样的形象?
邢秋成:我对老师充满了敬意,老师多才多艺,一生专职于绘制领袖像的绘画工作,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,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,还有那张百姓最熟悉的印刷版侧脸主席像,以及其他印刷版的领袖肖像,都是他的作品,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,他用敬仰之心作画,独特的绘画技法,让他成为了行内公认的大家。老师退休后经常给我说这样一句话:“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(画领袖像)。”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。
老师淡泊名利,他是老北京,他的家就是中华老字号砂锅居饭庄的经营者,他也被称为砂锅居少掌柜,但国家公私合营后,他将自己名下的17套房产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;他的一生过得非常简朴,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期间,曾有机会分一套三居室,但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,自己一直居于陋室。
华商报:王国栋老师什么时候开始画天安门主席肖像的?
邢秋成:在我老师之前,主席像通常由画家带着助手共同完成。1964年,因上一任主席像绘制出现了质量不稳定的情况,国家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北京市美术公司(后来发展为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),具体由老师王国栋负责,老师接手后就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确定为高6.4米、宽5米的固定尺寸。老师1964年开始画侧脸毛主席像,1967年开始画正面毛主席像,一直沿用至今。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,印刷版的彩色毛主席像、周总理像等,也都由他绘制,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他才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我们师兄弟。
王国栋经常说:“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” 邢秋成/摄
华商报: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,让你成为了王国栋老师的学生?
邢秋成:我成长的年代,人们对领袖和英雄人物是很崇敬的,我小的时候,手比较巧,也学着做过一些领袖形象,记得我翻制的第一个石膏像是毛主席浮雕像,刻的第一张木版画也是毛主席侧脸像。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,在那个年代,家里的装饰很简单,1964年的某一天,我父亲往家带回了一幅装好画框的毛主席像,说是新出版的,还是我帮着父亲挂上墙的,从此,这成了我家最重要的装饰,所以印象很深。没想到1975年我被特招参加工作,是专门从事画毛主席像的工作。我学画的老师正是1964年新出版毛主席画像的作者王国栋,他是专画毛主席像的大家,能师从这样一位大师,真的很幸运,我也因此与画毛主席像结下了缘分。
华商报:画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是专职的,还是兼职的?
邢秋成:听老师讲,1964年以前,画像是兼职的,每年画像都是临时组织人员,设施也是临时搭建,因为画像不是天天悬挂,难度也没有那么大。1964年,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,有关方面专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专家招标,最终王国栋绘制的毛主席画像被中央选定,并确定为天安门毛主席标准画像。王国栋正式接手了天安门毛主席像的绘画工作,并作为专家组建了领袖肖像组,有了专职的人员,建了画室(一个是天安门后广场的大型领袖肖像画室,一个是北京市美术公司内的常规尺寸领袖肖像画室),从此,这项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规化。70年代又选招了我们,使这项工作得到了延续和传承。据老师讲,当年招我们,有关方面很重视,我们是在北京的二十几所学校几百人当中选出的,没有一个走后门的,身体是按当兵的条件。参加工作后,因为喜欢,所以很珍惜,我的学习也十分刻苦。那时,做这项工作是很有光环的,因为工作的特殊,经常要出入重要场所,但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却十分严格,他主张低调做人,艰苦练人。努力学习总会有收获,我们很快成了这项工作的主力军,我也是最早参加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画像的学员之一。
邢秋成与老师王国栋的合影
华商报:毛主席画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,在此之前有人画过吗?
邢秋成:毛主席画像的出现,其实早在红军时期就有,“抬头望见北斗星,心中想念毛泽东”,这是真实的写照,在艰苦的年代,人们看到了毛主席像,就好像看到了光明和希望。在延安,在解放区,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,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画像也越来越多,代表性的画家有:王式廓、力群、林军、王朝闻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毛主席画像更是随处可见,在老百姓家里、在工厂车间、在部队训练场、在边疆、在导弹研究基地,人们看到了毛主席像,就会受到鼓舞,就觉得有目标、有干劲。那时,因画毛主席的画像,成就了很多画家和大师,像:董希文、周令钊、辛莽、张松鹤、靳尚谊、侯一民等,还有很多很多,而且不只是一代人。王国栋及弟子绘制的天安门毛主席画像,是代表国家的形象,他画的侧脸毛主席标准像早已被千家万户所熟悉。刘文西画的毛主席像印在了人民币上,随着人民币的传播,已经走向了世界。回顾七十年的历史,这样的历史早已裁入了史册。
华商报: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用的都是标准照吗?
邢秋成:历史资料显示,在开国大典以前,天安门曾悬挂过两个版本的毛主席像,尺寸相对小,悬挂的位置也与现在的位置不同。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,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,第一次开始正式悬挂毛主席画像,从此,这张像的大小、位置一直延续至今,从来没有变过。当然,这其中曾有过六个版本的更替,第一版和第二版因受时代条件所限,又是刚刚新中国成立,加之对主席标准像的考虑也不是太成熟,这两版应该不算是标准像。开始考虑标准像是在1950年,那一年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,有关方面从媒体上看到,感觉我们的领袖像和苏联的领袖像看起来不够协调,发现了问题,周总理马上安排有关的摄影师,专门为毛主席拍标准照,因种种原因,没能出来理想的标准照,后来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标准照是从合影照片里挑选出来的,经过修版定下的。第五版和第六版是真正拍出来的标准照。毛主席的画像,都是依据这些照片画出来的。我自己认为,第六版毛主席正面画像挂在天安门上最完美,画像在早晨的阳光照射下,东面受光,西面背光,与天安门很和谐(前几版有东面背光,西面受光,观看起来不是太舒服),形象慈祥庄重,眼神深邃远望,“从哪个角度看都在看着你”,很有东方红的感觉,很亲切,整个画像与周围的中国式建筑形成了完美的统一,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形象标志。
邢秋成创作国庆五十周年《开国大典》油画
华商报:与普通的人物肖像相比,画天安门主席像最大难点是什么?
邢秋成:画画人都知道,画肖像难,画大型伟人肖像更难。首先,天安门的位置很重要,全世界都在关注;第二,人们对主席的形象很熟悉,对主席像寄予了丰富的感情内涵;第三,天安门广场面积大,画幅也很大,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画像,画像要在广场的不同角度,在远、中、近的距离观看效果都要好;第四,画像要全天候处在户外,一年四季要经得起风吹雨淋和日晒,如果笔法和材料使用不当,用不了半年就会变色,甚至变花,等等。面对这些难题,没有经验的绘画者,站在这么大的画像前,一定是一片茫然,无从下手。
说到画像条件,自从有了天安门画室,画大像可以防风防雨了,颜色的干湿把控、如何防尘、整个绘画时间的把握要好多了。但画室也有不足之处,每年画像基本上是在八九月份,天还是很热,房顶玻璃天窗被太阳一晒,绘画者在高处工作会感觉闷热,每次下来都会汗流浃背。绘画者还经常要在五米多高的木梯上爬上爬下,因为专注,有时也免不了被摔,老师曾被摔多次,我也受过伤,至今我的腿上还留有伤疤。
另外,在当年的天安门画室,要画的不只是天安门这一幅像,天安门后面、端门前面都悬挂毛主席画像,广场上还有孙中山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画像都要在这里画。所以,每到这个时间段,我们是最忙的,还好我们当年年轻,大家在一起共同工作,互相交流,老师王国栋会在绘画之余给我们作指导,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们的成长很快,虽然很辛苦,但很有成就感。
现在的天安门画室是经过升级改造过的,密封也好,防风防晒,还加了空调,画像用的木梯早已换成了电动升降车,要画的大像也只有两幅了,一幅是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,一幅是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。
邢秋成正在创作巨幅毛主席画像
华商报:画毛主席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?
邢秋成:我们当年画毛主席像叫敬绘主席像,绘画者对主席要怀有敬仰之情,要了解和熟悉主席的形象。在技术上,我们有一整套的操作流程和规范,这是当年老师与各位老师总结前几任的经验,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,汲取各个流派的有益精华而创立的,比如,天空的颜色和距离、头在画中的位置、衣服的画法、笔法笔触的使用,等等,都有专门的规范和流程。
老师的作品自然是我们学习和参照的典范,他人很聪明,听老师家人讲,老师在年轻时,曾跟多位名家学过画,每次更换老师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学得快,以至于老师都不知在如何往下教,结果是再换老师。老师博取众长,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,造型准确、形象生动的表现技法又恰恰适用于领袖肖像的绘画。
说到画法的不同,由于画面巨大,绘画者要做到心中有数,要将形象牢记于心,整个绘画过程,脑子里始终要有大形体、大比例。为了便于观查,减少跑路,我们还备有特制的缩小镜,便于在近处观看远的效果,差不多时在去远处观看整体。说到笔法的不同,我想起了早年我在中央美院培训班学习时碰到的事,学习时,马常利和苏高礼老师总是纠正我的笔法,当听到我是王国栋的学生时,老师也就不在坚持了,老师还提到了当年王国栋在美院讲课时与他们的不同之处。在我的工作单位,专业美术人员有一百多位,知名的画家也在不少数,各种风格流派无时不在影响着我们。在我的记忆中,有关的议论和争论很早就有,从未间断。每当碰到这些,都在考验我们的学习毅力,能让我坚定地跟老师学下来的缘由,就是看到老师的作品,记得在多少年之后,老师曾给了我这样的评价“你是最刻苦的一个”。成功的作品自然出自于高水平的艺术,画领袖像的技艺,老师做到了淋漓尽致。记得当年,经常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人员,来我们的画室进行观摩和学习,他们被王国栋的绘画技艺所折服、所惊叹。在我的内心,老师的作品一直吸引着我,老师的技艺早已被我摩拜,直至今天。
坚持画好毛主席画像,需要内心的坚持、毅力和信念。我们的作品,也许不在美术馆展示,作品上也许没有我们的名字,但这展示的是国家的形象,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,是世界伟人,有这样的幸运,足矣了。王国栋的名字也许不被艺术圈所熟悉,但他绘制的毛主席画像早已悬挂在了天安门上,影响至今。他绘制的毛主席像印刷版早已传遍了全中国、全世界,被千家万户的人所喜爱,还有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孙中山、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印刷版肖像,这都是依据老师王国栋的原作印刷的。老师作品的印刷发行量是巨大的,但老师早已把他应享有的稿费权利无偿地捐给了国家。他在退休时曾低调的说过 “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”,他用一生的智慧和行动告诉我,这项艺术属于国家。
华商报:天安门毛主席像为什么要画而不用照片?
邢秋成:绘画与照片不同,绘画是艺术,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刻画和表现,可以有取有舍,有提升;另外,在历史上,由画家去绘制领袖肖像,既是一种规格,也是一个传统。
邢秋成在画室创作领袖画像
华商报:如何理解天安门毛主席像的特殊意义?
邢秋成: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元素一定有它的特殊意义,天安门是代表国家最重要的形象。从开国大典那天起,在天安门最中心的位置,悬挂开国领袖毛主席的画像,至今已经七十年,虽然时代在变,但这样的方式始终没有变。领袖离不开人民,广场上的其它元素无不突显着“人民”二字,城楼两侧那带有“人民”二字的标语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人民大会堂、劳动人民文化宫。主色调为红色的国旗、国徽,还有天安门那特有的中国红。国家博物馆记述着人民的奋斗史……。所有这些,象征着我们的共和国,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建立起来的,是我们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。所以,画好主席像不是一时一世的事,是世世代代的事。
华商报:一画就是四十几年,而且还在继续,支撑你坚持这么多年的动力是什么?
邢秋成:传承老师的技艺,画好毛主席像,我觉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对主席的画像很关注,每当看到形象不准的主席画像,心里就不舒服,尤其是在重要位置的毛主席画像出了问题,心里更不是滋味。想当年,我是在最好的年龄,怀着最纯净的心情,经历了这段特殊的培养和工作,这段不一样的经历,不仅铸就了我们的专业特长,也铸就了我画好主席像的初心。毛主席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没有改变,因为我的工作是画毛主席像,我时常会碰到喜欢这张像的人和事,并为之感动,感觉得到,我的画笔已经不属于我自己,我的身后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着我去画好这张像,而且,这种力量越来越大。近些年来,为了避免画像概念化,使画像更真实,我查阅了许多书籍和资料,也走访过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主席亲属,近距离真实感受主席的工作和生活,真实感受伟人不一样的精神世界和伟人气质,感觉收获很大。我要用我的画笔画出更准确、更真实的人民领袖毛主席、画出人们所敬仰的伟人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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