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“教材”改得真快

 最近有人发现，香港有补习机构在自编通识教材中加入反修例运动内容，直接丑化警察执法，甚至假借市民之口诬称“警察试图谋杀抗议者”。这哪是成风化人的教材？这是煽动仇恨的传单。

 

在香港，呼吁通识教育检视问题的声音一直不断。人们担心教材放“毒”，比如2013年就出炉的所谓“占中”通识“教材”，以及不少通识教材中埋着的丑化国家、制造对立的内容；人们也担心教师、编审“有毒”，“非法占中”搞手戴耀廷之流一度当起教材顾问及审查，曾任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的赖得钟，更以“黑警死全家”标语作其社交媒体头像，而以“教协”为首的平台，更不断将社会激进力量拉入教育领域，充实教育界的反对派力量，使得通识教育泥沙俱下，变成新的政治角斗场。

 

有怎样的教材，就有怎样的教化；有怎样的人心，就会有怎样的政治。香港通识教育开展已10年，本意是要让学生“加深对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和环境的触觉，培养正面价值观”，通过“扩阔知识基础与看事物的角度”，培养“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”，但从今年夏天一些激进青年的表现看，通识教育自由而博雅的本意，显然落空。在7月立法会大楼受冲击后，连董建华也承认，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进的通识教育失败，令年轻一代变得“有问题”。

 

问题出在哪里？

首先是教材不送审、无标准。不经送审的教材，既有错误，更有偏见。明明是要介绍辽宁舰，教材印的是改装前锈迹斑斑的“瓦良格”号；明明是说要鼓励正反思辨，但显然违背客观公正、戴着有色眼镜，比如“教协”推出所谓《逃犯条例》修订争议教材， 36页中有13页描述反修例或质疑声音，5页写下官员回应，只有3页是刊载支持意见。这种经过教材化包装的政治宣传品流入课堂，将教出怎样的学生，不难想象。

其次是课堂泛政治、带私货。开学后，香港有教育界人士呼吁不要让政治裹挟教育，但从通识教育开展方式看，这似乎很难达成。因为教材不统一，教师发挥空间大，一些激进分子就在课堂做文章、塞私货，甚至还有教师以“课外实践”的名义，带学生到反对派煽动的游行集会现场。由此而言，反修例风波以来，也不全是社会风气穿透围墙潜入校园，而是课堂内部就已经出了问题。

再次是有通识教育、无国民教育。香港通识教育提倡关注现实、提倡批判性思考，这本身是有意义的，但也有一个前提，即学生有足够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基底。而在香港国民教育缺失的背景下，一味强调批判性思考，就会变成一条腿走路。脱离历史与国情，就很容易对现实简单否定；失去思考的中国坐标，就很容易滑向“凡是不符西方标准的，便是落伍”的文化不自信。也正因此，早有人力倡香港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通识教育，而是“去殖民化”。

在2018年施政报告中，林郑月娥特首强调：“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，是培养青年人成为有素质的新一代，对社会有承担、具国家观念、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。”今天香港的教育，能不能承担起这个目标？需要反思，需要共识，需要改变。因为一旦在教育上输掉，就会输掉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