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关村日新月异，但不是每一座楼都能跟上它的脚步。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，很少有人注意到“科源社区”中心的13、14、15号三座小楼。这三座三层苏式建筑，除了太旧，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，却被称为“特楼”。
科源社区西临北京大学、北靠清华大学，向东则是高校林立的学院路。
曾几何时，这里大师云集，先后入住这三座小楼的有钱学森、钱三强、何泽慧、汪德昭、郭永怀、童第周、贝时璋、罗常培、吕叔湘、顾准等60余人。
他们绝大部分为中国最早的中科院院士，也有“两弹一星”功勋获得者、“863”高科技计划的倡导者，几乎每一位都是某一领域开山鼻祖。
在这么小的范围里，云集着这么多“最强大脑”，不但在世界上不多，在中国更是少有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大师们的背影早已远去，然而，正如李佩所言“中科院精神的根在这儿”。
6月底，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名单公示，这三座小楼赫然在列。历史没有忘记特楼的泰斗们，他们当年孜孜不倦、埋头书案的家至今未变。
三强一测定中关
作为中科院子弟，边东子是特楼的老住户，在他心中，中关村不是“中国硅谷”，也不是“宇宙中心”，而是“就等于科学院”。
他小时候，小卖部的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中官邨”三个字。为了这个“邨”字怎么念，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过，有的念“屯”，有的念“村”。后来查字典才知道，“邨”是村的异体字。
时间回到1949年，当中关村还是“中官邨”，这里只有菜地、蒿草、乱坟岗子。老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大量太监葬在这里，当时称太监为“中官”，故有“中官邨”之名。
这种说法，并非信史。据著名科学史专家樊洪业考证，中关村之名，很可能是一个小错误造成的。当时《中华地理志》有个袁干事，在印刷信封的时候，连错两个字，把中官邨印成了中关村。一个地理杂志社，竟然把自己的地址印错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可那时“三反五反”，最怕浪费，只好将错就错。从此“中关村”这个地名就飞到了五湖四海。
中关村，是地名，科学城，则是雅号。新中国为什么把城建在了村里面？
原来，中科院成立后，要把分布在南京、上海等地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到北京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物色一块地，作为“永久院址”。
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人的梁思成提出，把科学院建在位于北中轴线上的黄寺地区。在梁先生心中，只有最重要、最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中轴线上，该选址方案也得到了北京市长彭真的批准，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事业的重视。
不过，在黄寺建科学院，拆迁施工量太大，对于急于发展壮大的中科院来说，实在是等不起，负责选址的领导们最后选定了还是一片荒地的中关村地区。
竺可桢等人的考虑是，这里靠近北大、清华和正在建设的“八大院校”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条件。另外，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，很容易形成一个科学中心，方便吸引人才和学术交流。
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准，1951年，北京市政府毫不吝啬地将大泥湾（黄庄）以北、成府以南的300公顷地一并划给了中国科学院，以“保留相当发展用地”。
北京市批地后，最先建起来的是近代物理所。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，这个楼为什么有优先权？这还得说到“赵忠尧事件”。
1946年，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，国民政府派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。中央研究院筹集五万美元，托赵忠尧在参观完毕后，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。1950年9月，当赵忠尧乘坐“威尔逊总统号”轮船途经日本时，被驻日美军强行扣押，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等。经过一番抗争，赵忠尧出狱归国，经他之手购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材30余箱也先后运回北京。
这些设备要想派上用场，实验室是必须的。为此，刚上任的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亲自到一片荒野中测勘楼址，并建议在保福寺北侧动工。
1952年，在蜂蝶飞舞的菜地、蛙声鼓噪的稻田和坟冢隐没的荒野中，一座混凝土大楼破土而出，而且没有对外挂牌，统称“918信箱”，显得尤其神秘。这，就是后来人称共和国科学第一楼的“原子能楼”。
以此楼为标志，当时的“科学城”，现在的“中国硅谷”开始崛起。截至1966年，中国科学院直属机构118个，其中有22个集中在中关村。由于“原子能楼”领跑了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，因此有“三强一测定中关”之说。
钱三强在思考，摄于14号楼的书房。
搬到中关村的近代物理研究所，很快由5个人发展到150人，大批科研人员聚集于此，他们的居住问题也亟待解决。
1954年，在今天的中关村东区建起了一批住宅楼，其中三栋三层小楼，总共48户，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，安排高级知识分子居住，而被称为“特楼”。
这三座小楼，灰砖、黑瓦、朱红色木窗格，就是现在的科源社区13、14、15号楼。其中，14号楼最早建成，等级也最高，还铺着木地板，但户型却是最差的，五居室活像筒子楼，进门就是一条通道，卧室、厨房、厕所等房间对称地排列在通道两旁，客人来访的时候，常常不知道应该进哪个门。
13、15号楼呈L型结构位列两侧。
L形的13、15号楼如两翼般东、西而立，仍为五房格局，但户型稍有改进，有了客厅和卧室之分，每户的总面积比14号楼略小，约100平方米。
在那个年代，每到夜晚，特楼前都有荷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，离特楼不远，还驻有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班，可见它的分量有多重。
从南京、上海迁往北京的一批科学家住进了较早建成的14和15号楼，此外，新中国成立头两年来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，像赵忠尧、叶渚沛等人也成了这里的住户。
1955年到1956年，掀起了一股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潮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到科学院，并且大都住进了新落成的13号楼。于是，在中关村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说法，14、15号楼南方人多，13号楼里“留洋”的多。
中关村科源社区13号楼。
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，14、15号楼的住户绝大多数也是“留洋”的，不过是早期“海归”而已。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，选聘的172位学部委员（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学部委员61位），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占到九成。
当时在中关村，还有社会科学的四个研究所。因此，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家也把家迁到了特楼，如吕叔湘、罗常培、陆志韦等。
特楼里还住过一些党政干部。他们大都是在党内文化水平高，能和科学家们打成一片的，如恽子强、卫一清、白介夫等，边东子的父亲边雪风就属于此列。
1955年，高中生柳怀祖随父亲柳大纲（我国盐湖化学创始人）住进15号楼，在他印象中，那时的中关村荒草长得比小孩高，南边有很多坟地，平房上还有白灰画的圈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是防狼的“狼圈”。西山的狼竟然能跑到中关村，现在匪夷所思，当时却不得不严肃对待，保卫部门还为此专门配了卡宾枪。
柳大纲
“那时三座楼建成不久，洋气得很。”虽然厨房卫生间灰色的水泥墙上还裸露着纵横交错的管道，但在“一穷二白”的年月里，仅浴缸就足以证明它是高档住宅了。
更洋气的，是特楼里的住户。顾准的儿女回忆，他们一家刚从上海到北京时，感觉北京比较“土”，可在中关村的“海归”科学家们面前，他们就成了“土包子”。每天傍晚，楼上某家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。清晨，楼上地板嗡嗡响，大人说这是“吸尘器”的声音。还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冰箱、电视机、进口自行车，这样的生活水平，比国人超前20年。
15号楼屋门上留下的装饰。
李佩屈就当村官
1955年11月，钱学森一家落户到14号楼201室。这套房当年在北京算是“豪宅”，虽然做饭还得烧煤，但已经有干湿分离的卫生间。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“爸爸妈妈都很愉快，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，自己的家”。
生活环境陡然变化，钱永刚和妹妹还有点不适应。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，他俩不敢喝，因为在美国，人们基本喝不加热的牛奶。兄妹俩用英语讨论这是不是真牛奶，被在一旁的朱兆祥叔叔听到，引来大人们一阵大笑。
走进钱家，最显眼的是一架三角钢琴。特楼中不少家庭有钢琴，可是有三角钢琴的却寥寥无几。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歌唱家蒋英的结婚礼物，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，美国政府曾扣押过此琴，经过一番波折，才要回来。路过14号楼，如果运气好，就能听到蒋英那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。
钱学森安家时，中关村到处是林立的脚手架和刚刚开挖的地基，而他也在为新中国的科学“打地基”——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，决定了我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和项目，钱学森作为综合组组长，用他的远见卓识，把当时还非常神秘的计算机、导弹、原子能等列入其中。“两弹一星”甚至“神舟飞船”的发展，都是由此打下基础。
“向科学进军”的蓝图铺展开来，钱学森急不可待地致信康奈尔大学的郭永怀，邀请他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，信中还提到了两家在特楼的住房：
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“办公室”，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，淡绿色的窗帘，望出去是一排松树。希望你能满意。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，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，离我们也很近，算是近邻。
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，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，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。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，以至于船晚开了两个小时。同船的两家人，后来在特楼又成了邻居。
出任力学所副所长后，郭永怀一家入住13号楼。他的夫人李佩，本来被安排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，但为了就近照顾丈夫和5岁的女儿，就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当起了副主任。
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，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，笑靥如花，作为西南联大、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，屈就当个“村官”，实在是大材小用。不过正是她特有的热心肠和高超的沟通才能，让中关村的日子有滋有味起来。
特楼刚建成时，周围仍是荒郊，配套设施大都没有。居民面临着许多困难，没有商业网点，没有幼儿园、学校和医院……
当时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，这些事，有关部门一时也顾不过来。李佩没有等，而是把在国外的经验用到了中国。
在她的组织下，吕叔湘的夫人、赵忠尧的夫人、赵九章的夫人、邓叔群的夫人、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“家属委员会”，许多有关生活上的事，卫生、学习、安全、子女教育……都由她们担当了起来。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，开社区自治的风气之先。
对妈妈们来说，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，在各方努力下，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、还对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——“保福寺小学”加以改造，现在的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、二、三小学都脱胎于此。让科学家给小学生上课这个传统，也是李佩那时开创的。
为解决缺医少药问题，李佩还请一位退休后住在女婿家的沈大夫建起了医务室。这位女婿就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陈芳允院士。直到1960年建立了中关村医院，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。
科学家们对环境卫生和公益活动都很重视，那时，每周都有这样一个傍晚，平常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科学家们，全家一道出现在楼前，不是开PARTY，而是出来打扫卫生、美化环境。这些学富五车的大科学家或包着头、或戴着口罩、或带着袖套，打扮得“土头土脑”的，来到楼前，或拿着扫帚、或挥着铁锹、或浇水、或撮土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经过两三年的努力，特楼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，13号楼前栽着一片重瓣桃花，每年春天争相吐艳，14号楼前是一个花坛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中关村一街路口还建起了一座“福利楼”，里面有餐厅、理发室、乒乓球室等便民设施。卖原版书的外文书亭和用篆字做招牌的餐厅，都让这里与众不同。
现在成了“网红”的中关村茶点部，由李佩向中科院提议，北京市政府特批，专营西式糕点。为确保口味正宗，还把天津起士林的井德旺请来担任主厨。那个年代，物资紧缺，连用点黄油都得盖几道章，这里却特别舍得下料。不但科学家爱这一口儿，上岁数的老北京也会想起这么句话：老莫的蛋糕，新侨的面包，中关村的西点。
名字最有趣的要数“四不要”礼堂。之所以叫“四不要”，是“不要砖头，不要钢筋，不要木头，不要水泥”，全部用预制块构件盖成，连暖气都是陶瓷的，很符合大跃进期间“多、快、好、省”的口号。别看礼堂音响效果不佳，来演出的都是大腕，梅兰芳去世前的绝唱就在这里。
这些待遇看似优厚，但相对于科学家们放弃的，实在不值一提。
汪德昭在巴黎的居所，有大得可以开音乐会的客厅，飘着玫瑰香的花园；李佩在康奈尔大学旁边的家，风景绝佳，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独幢别墅；张文裕和王承书有两辆私家车，因为归心似箭，不及变卖，干脆都送了人；
杨承宗回国之前，刚接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.5万法郎的聘书。
特楼的黄金十年
在特楼，即使是国宝级的泰斗，也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。
在儿子钱思进眼里，父亲钱三强是科学家，更是一位好爷爷。在楼后的小副食店门口，他每天按时排队领取牛奶，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前；当女儿女婿不在家时，他常坐在床边给孙辈们讲故事，孩子睡熟之后，再继续他的工作。
钱三强的夫人、被称为“中国居里夫人”的何泽慧，常把头发随意一挽，对自己的衣着也毫不在意，但家人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。有网文说她晚年过得清苦，当过中科院办公厅主任的柳怀祖和请何泽慧审过稿的边东子，对此都不以为然。他们说，人家不是缺钱，而是不爱钱，不讲究，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。
边东子与何泽慧在何先生家中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科学大咖们对孩子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。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吃饭时会给儿女出“鸡兔同笼”的数学题，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，出差还不忘买《连环画报》寄给爱画画的女儿。
当然，他们也会遭遇普通人的困境。杨承宗在国外用自己的存款为国家买了仪器和图书，回国后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，不得不卖掉高级照相机、手表，甚至得借钱给孩子们添置过冬的棉衣。顾准被停职后，则常常背着粪篓四处拾粪，只为种好门前那一分多点的地。
柳怀祖记得，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，一般都“老张、老王、老李”地打着招呼。他们虽然不讲行政等级，但同事间的称呼还是大有学问的。
被称作“老师”的人，一定德高望重，比如赵忠尧，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，二来很多科学家都是他学生。赵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“公”，即钱公、王公。也有被称作“先生”的，如何泽慧等。
孩子们不知道这些“大家”的分量，顶多知道他们是哪个所的。边东子经常看到楼上的郭永怀戴着鸭舌帽，迈着大步、低着头从他家的窗前走过，却不知道这位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大功臣。别说他只是郭芹的好朋友，就连郭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忙什么。
钱永刚说，那时爸爸经常出差很长时间，有时几个月看不到人，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，“活像我在画册上看过的爱斯基摩人”。
虽然这些大师为人平易，但相处久了，边东子也注意到了他们的非凡之处。
钱三强书房里挂着“从牛到爱”几个大字，外人常常不明所以。原来，这四个字是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时，他的父亲钱玄同送他的。钱玄同说：“学物理嘛，就要像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，做出成就来；其二嘛，学习就要像牛那样苦干，渐入佳境后，就会爱上这门学科。”
《中国植物志》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，午饭都是包子——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，他故意去晚，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。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，他夏天吃凉包子，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，以至于大家都知道“林伯母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蒸包子”。
1955年，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（院士）时，柳大纲先生曾经两次提出，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中去掉，原因是“不够资格”。何泽慧在回答“您被选为院士后有什么感想”的问题时，以她特有的率真和质朴说：“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！”
三座特楼里，有好几对夫妻科学家，有的还是上下级关系。陈世骧和谢蕴贞都在昆虫所工作，陈世骧任所长，留法归来的夫人谢蕴贞一直是六级副研究员，没有得到提升。陈世骧向孩子们解释，“我也觉得亏待了你妈，但是当了所长，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，这样才能使人信服，才能办好所。”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是副教授，也是因为有童第周这个“顶头上司”。
童第周夫妇
这么多“最强大脑”聚在一处，最大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以“头脑风暴”。那些参与国防的专家们“知道的不能说”，家人朋友“不知道的不能问”，因此很少私下谈论具体工作。但他们总能在花坛边、楼道里，找到相关学科的大咖，巧妙地聊出心里的困惑，听者也能心领神会，提出启发性的意见。
钱学森的兴趣广泛、视野广阔，另一个门洞搞生物的贝时璋，13号楼的化工专家郭慕孙，地理所的黄秉维，都能和他聊到一处，还曾经碰撞出火花来。
郭永怀和汪德昭住楼上楼下，夫人们也是旧识，一次聊天时说起铀235的分离问题，搞声学的汪德昭在既有方法之外，另辟蹊径，提出用超声波进行分离。力学和声学两个学科就在笑谈中有了交集。
聊得最畅快的，是我国第一个人造卫星研究机构——“581”组。这个组的组长、副组长都是这三座楼的住户。“581”组成立后，赵九章家经常宾客云集，专家们在一块小黑板前写写画画，阐述着自己的想法。讨论过后，赵九章的房间经常是孤灯一盏亮到天明。
李佩在口述史中说，归国后的十年，是一个黄金时期，对搞科研的来说，是真正能发挥他们才智的时候。
更难得的是，“我们这些家庭，多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有共同的生活经历，小孩也差不多大，成天生活在一个楼里，大家相处都比较融洽，建立了亲密的友谊。”
李佩所住的“模范门洞”，一共六家，几乎每周都有聚会，一般是各家做几个菜，这周带到张家，下周带到李家，大人聊天，小孩一起玩。
走的走，搬的搬
特楼里这种温馨而忙碌的气氛，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打破了。
经济学家顾准被打成右派，一家人在特楼住不下去，1958年就搬到妻子汪壁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。
“中科院专家躲过了这一劫，不能不感谢院长张劲夫。”柳怀祖说，反右运动刚兴起时，张劲夫就“斗胆”找到毛泽东，直言不讳地为国宝们讨“免死牌”。后来，文件下发到全国，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，得益于张劲夫的力保，中科院鲜有科学家被划为右派的。
在14号楼时，钱学森主持研制的“东风一号”导弹冲天而起。为了方便他的工作，也为了加强安保，聂荣臻亲自安排了航天部大院中的一栋小楼，让钱学森搬家。
自从1960年10月搬出特楼，钱学森就再没挪过窝。2009年，前去吊唁的媒体记者惊讶地发现，“副国级”的科学家竟然住在不到100平方米的住房里，小小的门厅，最多只能站4个人。不是国家不给钱学森分房，而是他执意“不脱离群众”。
聂荣臻的远见，间接保护了钱学森。“文革”中，童第周等被赶出了特楼，仍住在特楼的，住房也大多被占用。本来五居室的格局，住进了另外三家或四家，一个厨房摆着五个灶，一到早上就抢厕所，自然极不方便。李佩为了让郭永怀的副手林鸿荪有一个安定的环境，就主动请林鸿荪和他的夫人杨友住到了自己家。
一位曾和科学家合住的小朋友，多年后愧疚地说，14号楼是木质地板，毛孩子们在里面跑起来“咚、咚”作响，很影响老人们休息，但是这些爷爷对孩子们却总是和蔼可亲。
无论待遇如何，只要还能工作，特楼里的科学家就能找到乐趣。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，那是边东子记忆里金色的一天。
全国激动万分的时刻，核武功臣杨承宗却在家里睡大觉。原来二机部的领导怕这些专家长期超负荷工作，承受不了突来的欢乐，就在前一天晚上拉着他们看电影。电影放了一部又一部，直到半夜，才把核武功臣们送回家，算是缓冲了一下。
乱世不乱心，还能保持幽默感，尤其难得。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一度被安排扫厕所，在这种境况下，他仍有心开玩笑，还写了“请垂直入射”的纸条贴在马桶前。得知他们研制的某国防水声设施发生故障后，他和前去维修的人约定暗号，如果修好了，就发电“母病已愈”，否则就是“母病危”。
1968年12月5日，特楼里的气氛雪上加霜。郭永怀从青海基地乘机回京，飞机在北京机场不幸失事。当领导把消息告诉李佩时，她没掉一滴眼泪，也未发一言，就站在阳台，久久望向远方。此后，人们再没听她提起过“老郭的死”，只是有时见她站在阳台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十年浩劫之后，特楼也铅华落尽，本就十分朴素的灰砖墙，斑驳破损，原来鲜艳的红色窗框，油漆剥落。门前那一片桃花源似的美丽景致，因为盖研究生楼和宿舍楼，不复存在。始终保留的，只剩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，据说是郭沫若和钱三强一起栽的。
相对于建筑，历尽劫波的人，修复能力似乎更强。李佩白手起家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；地理学家黄秉维发出豪言壮语：“把64岁当成46岁过，大干一场。”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科院建起了新的高档住宅，想让老院士们搬出已成“大杂院”的特楼，却引起很多人“不满”。屠善澄就对边东子说，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，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。当时特楼里还流传一句话，叫做“乔迁之忧”。
1986年，王大珩、王淦昌、杨嘉墀、陈芳允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，发展中国高技术。这四位“863计划”的建议者中，王淦昌、杨嘉墀都曾住在特楼。
杨嘉墀的远见在特楼是出了名的，在我国还没有电视信号的年代，他就不嫌累赘地从美国背回了一台20吋电视机，后来成了孩子们“蹭电视”的最佳去处。提出“863计划”时，他家仍住三楼，杨嘉墀年纪大了，腰腿都不好，可从没抱怨过什么。
90年代开始，特楼里走的走，搬的搬，50年代的老住户越来越少，居住条件也越来越落后于时代。1994年冬，杨家雷回国探亲，发现楼里的暖气不热。却见老爹杨承宗掀起穿在外面的大棉袄，指着腰间的宽布带说：“这是我的发明，可以保持身体暖和。”这一年杨承宗已83岁。
1999年国庆节前夕，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颁奖，在特楼里住过的6位科学家获奖，但为研制核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杨承宗，却不是获奖者。有人为杨老感到不公，可他只是带着爽朗的笑声答道：“事情做出来就好。”
进入21世纪，特楼里的住户已经换了几批，但有几个“钉子户”，就是不肯走。边东子笑称何泽慧、李佩为“明钉”，贝时璋为“暗钉”。
中科院曾经几番动员，钱三强与何泽慧都执意不搬，他们甚至想出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，说新楼离图书馆远，不方便。实际上，新楼离图书馆还近些。
1992年5月底，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。为了准备发言稿，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深夜，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之后才回家休息。当天晚上，心脏病发作，一个月后，钱三强去世。
自钱三强去世后，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。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，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。无论谁劝她搬家，都会被“顶”回去：“在这里住惯了，哪儿也不去了，除非上八宝山。”
钱三强、何泽慧的书房。
直到今天，钱家的书房仍保持原样，写字台上，台历的日期还定格在30年前，书桌边，是何泽慧最喜欢的旧藤椅。只是，墙上挂着的照片，多了一张。
坚决不搬的还有中科院的“寿星院士”贝时璋，他不仅不换房，连保姆也是几十年都没换过的“李妈”。走进他家，就像到了“旧物陈列馆”，还能找到1954年迁到北京时公家配发的家具。他对人说：“我对这房子感情很深，住了几十年，知道什么地方能扶，东西在什么地方。”
2009年10月29日，107岁的贝先生在睡梦里安详辞世。去世前一天，他还在家里和六位研究人员谈创新。
随着100岁的杨承宗、107岁的贝时璋、97岁的何泽慧相继离去，连二代子弟也过了花甲之年或出国或搬家，住在特楼里的老一辈只剩下李佩一位。
这里是科学院的根
1980年，中科院物理所的陈春先参观硅谷，并决定在中国做类似的事，于是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。不到20年，中国硅谷真的出现了，就在中关村。
商业大潮涌起，中关村寸土寸金，特楼也愈发“相形见绌”，拆除的传闻不绝于耳。
可李佩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呢？她的花在这，阳台在这，钢琴在这，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的画也在这。她曾说：“现在，除了到力学所，我就呆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去了。”
离休后，李佩为了“帮助周围的朋友们，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”，又重新投身于社区建设。在中关村，仅她义务组织、主持的系列知识讲座就有600余场。提起拆迁，她就说，你们看看窗外楼前那些树吧，我搬过来之前就已经种了，现在已经是五十年树龄的大树了。
84岁那年，李佩曾经从中关村坐公交车到中国科学院，当着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面，默默写下了特楼里居住的科学家的名字，她说：
“第一，要谈科学院，人家不会认为三里河的办公楼代表科学院，它代表不了科学院，能代表科学院的是我们这几幢楼，和最初住在这里的老科学家们。第二，我给你算一算住在这几幢楼里的老科学家，大概有80多位，这80多位里，有9位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有32人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，有8位是‘两弹一星’功勋奖章获得者（特楼6位，周边楼2位），怎么能随便就将这些楼拆掉呢？在国外，最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老房子会保留起来，也许有新住户，但他们会在房子前镶一个铭牌：谁的故居。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嘛！”
一棵树摇动了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了另一朵云，特楼的第二代也行动起来。住在李佩家楼下的边东子，看到《北京名人故居》一书中竟然没有一位科学家，就写下了“发愤之作”《风干的记忆——中关村特楼的故事》；旅居海外的蔡恒胜在华人网站上连载自己的特楼记忆，他还联系其他特楼子女共同撰稿，出版了《中关村回忆》一书，柳怀祖欣然成为此书的编纂者之一。
除了亲情与爱意，让“小住户”们拿起笔的，是父辈身上的科学精神。“那时他们的热情特别高，他们粗茶淡饭，一袭布衣，却肩负起新中国科学崛起的重任，全力以赴地工作。”作为见证者，陈丹雅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传下去。
以收集回忆为契机，2008年特楼内的数十位“小住户”又聚到了一起。李佩跟他们说“中科院精神的根在这儿”。
这些回忆，刻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群像，这些回忆，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特楼的价值。在2012年的北京市两会上，北京市科协关于“将特楼列为科学名人群体故居加以保护”的团体提案，受到广泛关注。
于是，关于特楼的两种前途被公开讨论。一是拆掉，在原地建起新的大厦，拉动经济。一种是把这三座楼作为“名人故居”保留下来，用物质载体，传承“两弹一星”精神。几轮辩论下来，特楼出名了，它所承载的精神也得到了更多关注。
2016年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楠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看到《湍流卷不走的先生》一文，被李佩的故事打动，对颇有些年岁的特楼和那些掌故也上了心。
李楠实地探访科源社区，让她唏嘘不已的是，由于多年疏于管理，当年建筑质量特别好的特楼，早已没有昔日的荣光，外墙坑坑洼洼，内墙斑驳污秽，楼前的花园和小路也是一片残败。虽然李佩还住在楼里，但有些五居室已经被大拆大改，彻底沦为“群租房”，安全隐患不少。
楼道窗户上积攒了厚厚的尘土。
2017年1月，李佩先生走了，享年99岁，但她的影响力，似乎仍在冥冥之中保护着特楼。
旅美作家王丹红写出一系列纪念文章，让更多人知道了李佩未了的心愿；在2017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，李楠发表论文，推荐将科源社区的23栋建筑整体列入历史建筑；而边东子和柳怀祖仍在多方寻访资料，完善着人们对特楼的回忆。
2019年6月底，特楼等429处建筑被公示为北京首批历史建筑。消息转到微信群，特楼的二代住户们一片欢腾，“特楼保住了”。
“怎么恢复特楼活力还得多方协商。”李楠说，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建筑不一样，讲究的是“让历史在当代生活环境中存活下来”，因此可以一边保护一边利用，这为特楼的未来拓宽了思路。李楠就曾设想把这里做成科学史博物馆群——集名人故居、展示宣教、公共活动、青年公寓为一体。
北京是全国首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之一，特楼又是首批中的首批，如何对待像特楼这样的历史建筑还没有先例。
“老科学家们的作风、品格、精神应当被传承下去，但精神要有载体，要由物质来反映和表现。那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事，若能放到一起，足够装一个博物馆的。”边东子又翻出李佩当年亲笔写下的保留特楼的呼吁信：
“中关村这几幢楼是众多为科教兴邦建立功勋的科学家们的故居，历史不应忘记他们，不应忘记他们当年孜孜不倦、埋头书案的生活环境，使后代年青人在高楼大厦群中看到师祖辈当年的艰苦朴素创业心境，未始没有现实的教育意义。”在这封信上联署的，有特楼的住户，也有其他的名人、学者，包括中科院的一批院士。
老住户搬走了，新住户搬进来，科源社区仍然充满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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