荷花摇曳,暗香幽幽 一个湖边的小城,因为小城离着湖边只有几华里,湖水等于给小城安装了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。夏天不觉得酷热难熬,风也不燥。冬天,也总是一副暖冬的样子。加上大运河穿城而过,城区也会有小桥流水,常有寂寞的乌篷船静静地顺河而来。 有一年夏,姥姥家一个表舅,头顶着荷叶,突然来了。 我问他怎么来的?他说沿着运河划船来的,顺手还在河里给我采了一束荷花。船就泊在运河岸边。我听了像做梦一样。以后的很多年,我经常梦到一个同样的梦,我划着小船,去上学、回家、逛街,去北京,去上海。小船带着我,能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。 街边,总是弥漫着各种小吃的香气。夏天,城区道路两旁摆满了陶缸养殖的荷花,被枝叶繁茂的法桐树和低矮的灌木衬着,点线面高低错落,红的红,绿的绿,白的白,粉的粉。 整个小城,都浸在荷花的香里。 路边的荷花是风景,街边三三两两卖菱角、荷叶、莲蓬的,又何尝不是另一道风景呢?湖里十万亩荷花,有的是。女孩们喜欢买几朵似开未开的荷花,回家插在瓶中,看着它一点点盛开又凋谢。 奶奶和妈妈们喜欢买荷叶,回家蒸馒头当笼布用,或者煮荷叶粥,裹上糯米包成粽子的模样蒸了吃,再不然裹上牛肉、整鸡蒸了吃。如果那人顺便还卖点鲜鱼,就会把鱼用荷叶给你包了,绳子扎口,拎着走了。卖的莲蓬分好几种,带着长茎的老莲蓬,会有文化人买去挂在书房里做装饰,多了几分禅意。老莲蓬子晒干了熬粥,做莲子羹。
“往北京开。” “往上海开。”
明明没有玩具,却似乎有很多玩具。弄点土,加点水,活成泥,使劲往地上摔,摔到有了点韧性,就捏上很多士兵、坦克、大炮、手枪、步枪……晒干了,就能摆起来玩“打仗”了。
我们都没坐过火车。最喜欢玩的是“开火车”游戏。把小椅子摆成一排当成火车,小伙伴们一人坐一个假装乘客,选一个当火车司机,司机大声问:“嗷,嗷,咱的火车往哪儿开?”第一个乘客答:“往北京开。”
剩下的人齐声喊:“嗷,嗷,北京的火车要开啦。”一队人马扶着小椅子靠背,两条腿往前挪着走,咣当咣当开一阵。
邻居田三爷爷年轻时走南闯北,最喜欢看孩子们玩“开火车”,手扶着膝盖,伸着头,用嘴巴模仿火车开出站的声音:“褂子裤子褂子裤子褂子裤子褂子裤子,袄~~”他一参与,孩子们开得更起劲了。开上一圈,司机又喊:“嗷,嗷,咱的火车往哪儿开?”第二个乘客答:“往上海开。”就这么一直开下去。
我们知道的地名很有限,反反复复就是北上广加上省会济南,那时深圳还是个小渔村,无人知晓。那十元钱,珍藏了好久。
夏日的中午,不想睡床,偏要躺在小椅子上睡,开始是两个小椅子接起来就够了,后来发现不行了,要三把才够,再后来,三把接起来,脚还是无处安放。我躺那里喊着:“妈妈,再给我接上一把。”“你都多大了还睡小椅子?”妈妈过来拉我起来,我瞪着天花板,赖着不肯起。
男孩们放了学要先玩上一阵玻璃弹珠,直到夕阳西下,弹珠里的颜色也暗了,要对着夕阳看颜色区分是谁的,直到彻底看不清了,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。
那时周末只休一天,疯玩过后就是在院子里拼命写作业,耳边蝉鸣蛙叫不止,心里一遍遍碎碎念:什么时候长大啊?什么时候能去大城市啊?第二天,脸上带着席印子去上学,路上遇到同学,相互取笑着。总觉得日子漫长。
抬头看天,一架很小的飞机几乎擦着屋顶飞过去了,应该是洒农药的农用机。我们指着天空扯着嗓子唱:“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飞机拉粑粑……”亚伟打着手势告诉我,他爸爸坐过飞机,坐飞机要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,有一个人动,飞机就会一头栽下来,死啦死啦地。
我一脸崇拜地看着他,暗戳戳地想,长大了我可不去坐飞机,几个小时一动不动,那太难了。我还不想死。
多年后,我第一次坐飞机,头等舱,却不是为了圆童年的飞机梦,而是为了一个极度伤害我的至亲。无心看风景,在天上,一路泪目。我读小学,爸爸去援藏两年,放学回家时,经常有喜鹊站在我家门口的树枝上叫啊叫。喜鹊一叫,妈妈就说,看,你爸爸快回来了,喜鹊都叫了。
在炉火的余光中,妈妈眼睛里一闪一闪,像似有星星。奶奶也听到了喜鹊叫,操着湖南话慢吞吞地说,咱家要翻身了,会越过越好的。
奶奶一生生了七个儿子,两个夭折,没有女孩。我作为家族第一个孙辈出生,又是女孩,全家人欣喜若狂,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。十几岁时,我要去省城参加一次很重要的考试,瘫痪一年多的奶奶把我拉到身边,从褥子底下摸出十元钱,塞到我手里:“乖乖,穷家富路,出门在外需要钱,奶奶只能给你这么多。谁都别告诉。”揣着这十元钱,我生平第一次坐了火车,去了省城。一直到考完回家,那十元还没舍得花。我告诉自己,你一定要努力啊,要努力考大学啊。如此,才配得上奶奶这份好。奶奶瘫痪的那些日子,每天放了学,第一件事是跑到她屋里,喊一声:“奶奶,我回来了。”然后再去放书包,吃饭。几个月后,奶奶去世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一直缓不过劲来,放了学还是习惯地去奶奶屋,叫一声:“奶奶,我回来了。”没人应声,床是空的。瞬间泪崩。
再几月后,我们搬家去了省城。那天之后,童年消逝,家乡渐行渐远,余生,只剩下成长。考上大学后,妈妈带我去给奶奶上坟,妈妈念叨着:“娘啊,佩佩考上大学了,你高兴吧?娘啊,你要是活着多好,现在日子都好过了……”
那十元钱,珍藏了好久。
我不喜欢吃这个
弟弟喜欢拆东西,装东西,把家里的挂钟、闹钟、收音机、录音机都拆了,自己研究,然后一点点再组装起来,钟表居然还能走的很准,收音机还能播放《小喇叭》节目。爸爸托人买来一大堆做实验用的瓶瓶罐罐,每天放学后在家里做各种实验。
弟弟让爸爸订了很多年的《科幻世界》杂志,我只记得每期后面都有一张三维图,我两秒钟就能看出画面中隐藏的图案,这技能班里找不出第二个。我感觉自己很牛。实际上,牛的还是弟弟,在一堆烧瓶试管中,一路读到清华博士,然后美国做博士后,留美从事医学科研工作,一走就是14年。家人想见一面,很难。什么叫出息?什么叫幸福人生?我说不好。那年,妈妈五十岁了,半路遇到一个熟人。妈妈跟熟人说,我老觉得自己还是四十多岁,一转眼,这就五十啦。
是啊,一转眼,我都四十多岁了。
冬天,我喜欢吃烤地瓜,妈妈每次买一块回家,给我吃,我让她吃,她总是说,你吃,我不喜欢吃这个。
长大了,我才知道,妈妈从小就喜欢吃烤地瓜。
我的孩子也喜欢吃烤地瓜,有时我下班会买两块,俩娃一人一块。孩子剥了皮往我嘴里塞,我也总是说,别给我,我不喜欢吃。
有一天突然意识到,自己也活成了那个会假装不喜欢吃的妈妈的翻版。
原本是个段子,却令人泪目。转眼,爸妈已到古稀之年。济南的喜鹊随处可见,却不是当年那只喜鹊了。
任凭它们怎么叫,我也没了期盼和欢喜。我才知道,我为之悲伤的,不是少年锦时不在,是那些眼里暗淡不见的星星,是父辈们老去的容颜,是那些回家叫再多遍也没人应声的消逝的亲人。
那些少年啊,他们长大了。